〈宋明理學家的生命智慧〉導論（一）

引言

哲學史和思想史有點不大一樣。哲學史會比較著重在思想理論本身發展的過程。但是思想史，哲學思想義理要跟時代背景更有緊密地連結。哲學系著重理論的研究；這和中文系和歷史學系的思想史研究有很大的不同。哲學系有理論建構這個學術研究特色，所以為什麼要學邏輯？為什麼要學知識論、形上學、倫理學？為什麼要學西方的傳統的和現代的哲學理論？就是要在中國哲學的理論建構上有一番深度的反省和創造。

中國哲學跟當時的時代、人生都有緊密的關聯。所以我們要了解宋明理學的思想理論，就要了解宋明理學家的歷史背景與生平志業。也就是說他有一個歷史因緣。宋代的歷史環境是什麼樣的情況？這是宋明理學之所以會發生的外在原因。另外還要探討哲學的課題，也就是哲學史本身、在思想理論的發展中，為什麼會有宋明理學的發生，這就屬於內在理路的因素。

再者，處身於21世紀的我們為什麼要去研究宋明理學呢？儒家哲學有三個大時代，第一個就是先秦儒家。再來就是新儒家，宋明理學就是所謂的新儒家。到了當代有當代新儒家。三個大時代都各自面對不同的哲學基源問題。先秦儒家就是面對周代封建宗法制度的解體，諸子百家紛紛起來，要來拯救這個社會。西周時代用中華文化封建制度的禮樂宗法，來維持天下的繁榮與和平，前後持續了四百年。可是到了東周春秋戰國時代，慢慢開始天下大亂。您們說四百年久不久？很久耶，現在美國的歷史都還不到300年，就已經有人說美國已經走向衰落了！

所以一個文化，一個哲學理論，一個文化體系，就像一杯紅茶咖啡，都有有效期限。這個就是它的理論效力，還有它的實踐動能到底有多少？例如「陰陽」這個理論到現在我們還在使用，而《易經》是中國哲學之源，孔子到晚年都還在研究《易經》。宋明理學家也都是在研究《易經》。當代新儒家的開創者熊十力的《新唯識論》，也是重回到大易哲學。

在這個導論裡，第一節要說明宋明理學為什麼會發生的外在歷史因素，還有內在的哲學思想發展因素。還有交代要談論宋明理學之前，要先追溯先秦的四書五經。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就是四書，加上《易傳》，整個宋明理學跟這五本儒學基本著作有非常大的關係，所以要更深入研究宋明理學，就要對四書五經有所瞭解。第二節則要說明宋明理學的學派分系的不同發展。

一、宋明理學的歷史因緣與基源問題

相對於先秦儒家或先秦儒學，宋明理學是新儒學、新儒家，是儒者在宋明新時代發展的心得。到宋明開始講儒家之前，魏晉時期講玄學、易老莊形而上的道理，隋唐則是講佛學。那魏晉隋唐時代有沒有儒家？有。什麼人在講儒家？參加科舉考試的人，讀聖賢書是為了要當官，這叫做官宦之儒。或者洋洋灑灑的寫文章。例如韓愈是唐宋八大家，是大文豪，他是儒家。還有柳宗元，我們說他們是唐宋八大家，他們是儒家的代表人物，可以成為辭章之儒。在魏晉隋唐時代，整個文化社會都不把儒家當一回事。生命最主要的依靠，是道家或是佛家，反而儒門淡泊，收拾不住。很少人會把儒家的生命學問當成是真的一回事，整個社會的氛圍都是佛學、道教或者追求世俗的功名利祿。

宋代中國的科技是很進步的，包括鐵器、農產生產技術、指南針、火藥等。耕地面積也擴大了，生產力方面，冶鐵量，因大量用煤及冶鐵用的鼓風箱，從皮囊改為木風箱等等。另外在內河就可以航行萬石船（1萬2千石），代表當時的造船技術跟使用鐵器都是很普遍的，生產力是很不錯的。不只是工業，造船業、活板印刷術早了歐洲四百年。在宋代，中國在整個世界算是進步的。所以以前都說要「西化」，學習歐美進步文化，後來我們不說「西化，而是「現代化」。歐美本來也不是這麼進步的，歐美是比東方世界早幾百年，三四百年「現代化」而已，所以我們現在叫做「現代化」。現代化有歐洲的現代化，美洲的現代化，然後有俄羅斯的現代化，印度的現代化，東亞的現代化。東亞最早現代化的是日本（明治維新），他要當歐洲人，不當亞洲人，所以日本是最早現代化的亞洲國家。台灣受日本統治，也比較早現代化。但是現代化把日本帶向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，所以現代化也是有一些問題。回到宋明理學，宋明時代這些進步發明，都是後來清代所強調的「實學」。

隋唐時代，佛教很興盛，在亂世時同樣很興盛。可是到了宋明，重文輕武，宋代其實很禮遇讀書人，所以讀書人都敢講話，受到比較大的尊重。但也是因為重文輕武，所以宋朝武功、國防都不強，有異族入侵的存亡危險。所以讀書人開始有這種憂國憂民的擔當，例如歐陽修、范仲淹等人，不能說他們是哲學家，而更像是儒家的重臣，或是政治家、知識份子、教育家和文人（唐宋八大家）。所以那時歐陽修說，從魏晉隋唐過來，時代的社會風氣是「三綱五常之道絕」；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」，「乖」就是脫離了，歪掉了，乖張而不在那個軌道上。古代有一個代表就是馮道（唐代～五代十國），曾經有四個朝代，六個君王他都當宰相，他前面的皇帝被推翻、謀殺、篡位了，他還繼續當宰相。他自號「長樂老」，這個人的作為究竟是代表：「適時務者為俊傑」？還是牆頭草，風吹兩邊倒？就是說他這個人沒有「忠」的概念。他的老闆換了四個朝代，六個皇帝，被篡位或被謀殺了，他都還繼續當他的宰相。像歐陽修他們就說，馮道這個人無恥，沒有道德觀念。在亂世這種權力鬥爭，有時候都是發生在宮廷裡面，那個政治是很動亂的，五代十國，後面還有南北朝，北邊已經被胡人佔領了，在這情況之下，大家不講儒學了。

另外還有屬於內在思想上的原因，像是佛教思想的刺激。當時也有所謂「排佛」思潮，像是唐代的儒家大文豪韓愈（諫唐憲宗迎佛骨入皇宮）。為什麼我們說韓愈是大文豪？韓愈在唐代的時候就在排佛了，蘇軾稱讚韓愈是「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濟天下之溺」，韓愈倡導儒者要擺脫章句之儒跟官宦之儒，以開啟儒學復興的契機。但他排佛的方式並不高明，竟然是要：「人其人，火其書，廬其居」（《原道》），也就是要把人家佛教的書都燒掉，要出家人從佛寺回到家裡盡倫常的責任。還有韓愈所提倡的「道統」，不是道家老子講的那個道統，而是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到孟子，而孟子傳下來以後就沒有了，就斷掉了。荀子跟揚雄呢，只傳承一點點，但「擇焉而不精，語焉而不詳」（《原道》），所以韓愈覺得自己有責任要傳揚這個道統。

韓愈他有道統的觀念，而且他有這個文化的使命感。但是韓愈面對佛學，卻要主張：「人其人，火其書，廬其居」。而與韓愈同時代的禪僧宗密，他是華嚴宗也是禪宗的傳人。我們要知道隋唐這時代的佛學大師，都是研究儒家、道家，然後覺得不夠，再去研究佛教的道理，人家的思想是這樣子的深刻。他說：「策萬行，懲惡勸善，同歸於治，則三教皆可遵行」。這是屬於三教同源論，指出三教一致，儒道佛可以會通的一面。但他又說了：「推萬法，窮理盡性，至於本源，則佛教方為決了」（《華嚴原人論序》）。前面半段說儒釋道都可以，都是幫助你做人的道理；但是後半段說：真正能夠解決生命究竟問題的是佛學。佛學的精深道理才能夠幫你解決生命最究竟的問題。宗密和韓愈一比下來，在同一個時代，思想的高下層次就分辨出來了。

所以歐陽修說儒者面對佛教道教，真正要做的事是：「修其本以勝之」（《本論中》）。這個時候不只是佛學很厲害，連道教都很深入。道教在東漢時的經典是《周易參同契》，主要在煉外丹，但也已經開始在講內丹了。到了五代，鍾呂的《傳道集》談煉丹，則已經談到內觀了。到了宋代，張伯端的《悟真篇》，已是修煉內丹真經，還有全真道三教合一，性命雙修的王嚞（王重陽），已經在修性命雙修的心法。那麼儒家如果要講復興，看當時韓愈那種態度，有沒有辦法復興儒學？沒辦法。那該怎麼辦呢？這個時候才有剛剛介紹的這幾個儒家大臣、知識份子挺身而出。像范仲淹就提倡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（《岳陽樓記》）。更重要的是歐陽修，要「修其本以勝之」，要回到生命之學的根本，最重要的就是《四書》和《易傳》的思想復興。所以整個宋明理學，為什麼要回到儒家先秦的經典？那是復興儒道深度思想的根本。所以朱子一輩子都在整理四書，他認為這是儒學道理的根本。

北宋初當時還有所謂的「宋初三先生」，非常重要的三個教育家：胡瑗、孫復和石介，他們都是先在地方上講學，而且他們的講學有一個特色，已經不再是為了考試來讀書的，也不是為了辭章，而是要明經致用，也就是說你研究的學問是要對世道人心，對這個國家社會有實際幫助的。所以除了范仲淹跟歐陽修這兩個政治家之外，宋初三先生的教育新典範也很重要。歐陽修、范仲淹兩個人都是很小的時候，父親就過世了，自己認真讀書，後來在政界都當官當到很大，幾乎都是已經像宰相那樣的職務，不像那個蘇東坡一樣老是被貶官，所以他們有影響力。可以說是宋初的儒家政治家，當然他們的文章也都寫得很好。在這個情況下，先有儒家的政治家、文學家，然後才有教育家。胡瑗他反對那種辭賦之學，就是在文學創作技巧上太過雕琢的學問。他先在地方上講學，後來被范仲淹延攬去蘇州、湖州，最後才被延攬到中央太學去講學。他的教學是研究六經的義理，屬於治世之學、用來經世致用的，所以被弟子稱為「明體達用之學」，就是你所學的要對國家社會和世道人心有實質的幫助。他的講學教育了很多人才，影響到程明道、孫復，像是孫復研究《易經》還有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就是講春秋大義，講當君要負責任；當宰相，當臣子的要效忠於君，效忠於國家。這種君臣綱常倫理，都在《春秋》裡面。其中還包括「反對章句訓詁之風」，我為什麼要做學問呢？是為了要讓國家政治上軌道。還有「尊王攘夷」思想，這個時候才真正開始意識到外族侵擾是不對的，應該要起來處理，不然繼續讓宋朝政府太過積弱不振是不應該的。石介更是「剛直評議朝政，不媚朝貴」。所以儒家做學問、做人做事的原則，才慢慢重新建立起來。不然就像自稱長樂老的馮道，看著皇帝們一直被推翻謀殺，但他繼續當快樂的宰相。當然他一定有他的長處，但是從後來儒家的倫理綱常來看，是覺得不妥當的。當時的皇帝未必是昏庸然後被推翻的，當時不是孟子那種湯武革命推翻暴君的想法，而是朝廷鬥爭的篡位。所以孟子不是迂腐的死腦筋；他是智慧的判斷。這非常不容易，孟子主張湯武革命。另外，他說：「說大人則藐之」。當你們這些讀書人、講道理的人，要去跟有權力的政治領袖講話的時候，你要心裡藐視他。他只是有權力而已；而我們代表的是道理。今天對方有權力，你要說服他來施行仁政，你不要用很卑微、巴結的觀念去對待。孟子已經有「道尊於勢」的想法。

到了宋代，伊川和朱子後來都當皇帝的老師，叫「侍講」。以前皇帝的老師是站著講，皇帝坐在那邊聽。他們開始認為，雖然我是皇帝的老師，我也是老師，應該也要坐著講。再者，所謂「格君心之非」，就是說我是皇帝的老師，我要告訴皇帝，他要修聖人之道，聖賢之道，他的一舉一動，都影響到整個國家的治理或混亂，這是多麼關鍵的治國根本。他們這些侍講要幫皇帝上課之前，都要齋戒沐浴，如此看重這份工作，一講起來，洋洋灑灑。所以有其他官員就欽佩地讚嘆說：「真侍講也」這才是真正的皇帝的老師。他們有「格君心之非」的信念，格除君心之非，非就是不對的地方。君王有不對的地方，你要提醒他，要指出來。所以他們當皇帝老師時間都不長，人性的軟弱就是這樣。除了唐太宗，魏徵一直在批評他，一直在找他麻煩，指出他的錯誤，唐太宗能夠說：我要以魏徵為鏡子，因此才能夠成為好君王。所以「格君心之非」、「說大人則藐之」，這個儒家的傳統，雖然歷代有好多儒臣因此丟掉生命，所謂：「伴君如伴虎」。儒家這個「得君行道」的傳統，從孔孟到朱子以下，要一直到明代的王陽明才改變為「覺民行道」的民間書院教育和普羅的庶民教育。

宋明理學本來並不是要走向內聖之學、專門講究心性。理學家對整個國家的政治、教育，甚至農業生產，也就是說很關心外王之學。可是後來越來越偏向內聖學。我認為這是受到佛教的影響，佛學本來就是在講心性。理學家為了對抗佛學，後來在內聖學上用功。當然宋代儒者也有外王方面的許多主張，儒臣對國家要怎麼建設也有很多想法。但是在哲學的建構上，比較被重視的是內聖學。後來才變成宋明理學。

（感謝本文作者 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陳振崑教授賜文。）